[23]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而农民由于前述诸多原因更容易受到自由裁量权扩张的伤害，未受其利，反受其弊，确需警醒。

就实体性权利来说，农民就业权利主要包括：就业竞争权、自由择业权、平等就业权、职业安定权、公共就业保障权。[6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曾在判例中支持犹他州的立法，该州立法对地下采矿工业进行了最长劳动时间的规制，这一立法对合同自由的干预被认为是合理和必要的。[66]参见岳颂平：《加强立法消除就业歧视的温床—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用专门法抵御日益泛滥的就业歧视逆流》，载《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日第3版。由此可见，该法政策化造成了法律规则的不明确，损伤了法的确定性、指引性，其实质就是赋予了政府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关键词】法律父爱主义。

[47]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35]因此，第20条的规定有可能与农民就业的规律、特点不相符合，也就有可能违背农民的就业意愿，表现出较强的父爱主义色彩。因此，我国政治体制建设也应以建设包容性政治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只有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最终实现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包容性、共享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制改革 在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当前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6}故此，我国经济发展在前、以经济发展推动法律变革的道路已经越走越难，接下来经济发展应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在法治的规范和引导下实现经济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的包容性发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思想并不统一，部分人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的过于激进会导致苏联解体的悲剧的再现。

另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而它们之间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是否有好的法治基础{4}。（三）政治民主化与国家法治化的发展与互动变迁 综观十一大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关于民主和法治的论述，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我国政治体制建设的三个重要方面，虽然三者一直被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着眼点，有关三者之间的冲突协调机制却从未被提及，甚至避而不谈。

没有法治提供制度支持，民主便无从实现，要进行政治民主化建设，法治应作为基础和前提。但理清三者的关系，填补现有表述空白，寻找改革突破口，已成为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党领导下的国家法治建设历史考量 （一）建设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三个主要维度——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 对于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笔者认为应包含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三个维度，主要基于以下理由：我国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也是自上而下认可的目标和共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还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社会信任系统分崩离析的原因在于一直未能建构出以法治原则为依托的信任系统{5}。另一方面在于国际社会以及国家间机会均等、合作共赢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的包容，成果的共享和发展条件的可持续性。因此，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已陷于疲软，继续走经济先行，法治随后的道路已明显不协调实际上，将法律看着是实用的工具，对于法律实效的追求不仅仅是美国法理学的特征，也是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特征。

我有幸于2006年底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下到达美丽的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4]仅仅重视法律的预期效果会使得我们的法律只是书本上的法律，法律家大脑里的法律，仅仅重视实践的法律是行动中的法律，忽视了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对未来的把握。

大概在2007年假期我才惊奇发现法哲学大师就在身边。因此一个博弈分析概念的作用和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对博弈结果预测能力的大小决定的。

例如，杜威号召科学调研方法的应用、发明创造中的工程思维以及深远的社会规划，强调社会科学与社会进步的关联性。否则，立法就仅仅是正式或官方规则，而实际有效的支配人们的是潜规则。这条原则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当时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萨默斯所说的实用工具主义者指称一群二十世纪的美国理论家，他们包括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罗斯科·庞德、约翰·杜威、约翰·奇普曼·格雷、卡尔·N·卢埃林、瓦特·威勒·库克、菲力克斯·科恩等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技术进步强化了工具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社会秩序的观点。（第154页）在实用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方法问题就是在创设、解释、适用、修改有效法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实用工具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重视科学和技术对于社会秩序的关系。实用工具主义者几乎一致主张，法律是一项技术，被社会工程师用以实现社会目标的技术。

至今为止，经济学和博弈论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可能是最有效的，或许为了使得预测更加准确，我们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作为补充。三 本书作者萨默斯教授对于中国法律人来说是一处需要好好开采的金矿。

两年来我有幸多次参加郑永流教授主持的蓟门法学多学科论坛，报告实效主义法律经济学，各位同仁学友的批评与建议使我慢慢成长。十四世纪逻辑学家奥卡姆提出著名的剃刀原理：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如果现有的法律或立法是社会所不欲求的，自然我们希望改变立出社会欲求的法律，关键在于这种社会欲求的立法能否通过具体的立法使其实现。萨默斯认为，美国实用工具主义在进步主义时代扎下根来不足为奇。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通过立法进步。也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对现实后果的关注标志着一种进步。通常法律的主体是多个，他们面对法律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由此，我们对于法律预测结果的经验性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从那以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写进自己的宪法。

预测是博弈分析最基本的目的之一。实用工具主义者们大体追循了边沁、奥斯丁和詹姆斯的观点。

他和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合著的关于统一商法典的论文集在这个领域被引用的次数最多。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主要关注法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方面。2010年2月3日于法大昌平校园 [1] 本书英文版Instrumentalism and American Legal The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下文仅标页码者出处相同。贫穷和老龄化应得到缓解。

庞德的著名论文《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就很好表达了这一分歧。由此，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以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

写到此，我仍然不能为自己三年前的无知释怀。（第72-73页） 萨默斯还特别指出实用工具主义法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目标。

本书的翻译历时两年多，最初是罗洁淇女士任责任编辑，后来罗菜娜主任安排刘峰编辑操持，最后王兵先生精心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工作。霍姆斯曾说过理想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从科学中汲取假定条件和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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